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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定义是例外的,多少个是政党自己的力量

时间:2020-03-12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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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成为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竞争中的一种软实力,而中华文明被西方社会中的政治话语者和中国的盲从者而不是文明研究者描述为专制等级的不平等文明。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方历史所展示的中西文明的理论及社会实践,却会发现,自成熟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明,两千余年来,一直未能在西方国家根除等级观念,一千年前统治者他们的后代到今天还是这个国家的君主,具有贵族血统的人直到今天在身份上仍然与普通人有所不同;而一个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平民可以把皇帝推翻自己做皇帝的国家,如果没有深入人心的平等观念,何来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显然,在社会实践上,在中华文明更具有实际意义,而能在社会实践上追求平等的中华文明其在思想根源上,必定拥有深厚的平等价值观。

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很多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值得我们学习和吸收。比如,他的权力分治思想、考试与投票相结合的思想、五权宪法等等。与那些食而不化的全盘西化主义者相反,孙中山先生能较好的将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成份相结合,并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的未来之路必然是站在孙中山先生的肩膀上向前走。

    科举制度有很多好处,不仅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贵族制,即便今天相对于西方人创造的投票式民主选举,它也有很多好处。在封建时代,科举制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和察举制放在一起,两者结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式选举制度,它们延续两千多年,恐怕是实施时间最长的人类政治制度了。到了今天,它对于我们的政治建设仍不失借鉴意义。

实际上,成熟于与古希腊罗马同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明,早早就建立了一个社会成员可以上下流通没有等级的社会。而当今把中华文明看成专制的等级文明,而把平等当做诞生于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显然是违背历史的,这种认识和历史事实的差异,证明:不是中西文明史错了,就是人们对中西文明认识错了,我认为是后者,而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西方强势的话语权与中国由于在清末的失败而在思想上制造的根深蒂固的崇洋心理。

孙中山先生将西方的共和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相结合,将共和解释为,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以此作为有力武器,来反对统治二千多年的“天下为私”的皇权政治。

    那么,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我认为,中国式选举制度两千多年运作的基本机理,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尽在其中了。下面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

要阐述中西文明中的平等,必须要对平等做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必须具备“普世”而不能带有不同文明色彩的,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当今平等是西方所推崇的“普世价值”,那就是说,西方文明中对平等的定义是超越不同国家,超越不同文明的,因此,用西方文明中对“平等”的定义,来证明中华文明具有平等思想与平等的社会实践就更具有说服力。

在消灭了“天下为私”的皇权政治之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天下为公”的政府——公共政府呢?孙中山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权能分治”。即把国家的政治权力分为“政权”和“治权”两部分。他说:“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

    天下为公

即便在西方,不同的理论者对“平等”解释也是有差异的。当代美国学者J.B.罗尔斯把社会平等表述为“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但显然,他并不否认不同的职务和地位在社会中所拥有权利上的不同,而是强调每个人都有获得任何职务和地位的“资格”。相对于理论学者的定义,作为法国当时宪法的基石,产生于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更具有权威性,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本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可按他们各自的能力相应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工作,除他们的品德、才能造成的差别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差别。”

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在我们的计划之中,想造成的新国家,是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过去一百多年来,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反复提倡,它特别受到重视,也有很多误解。“天下为公”的基本含义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

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里所提到的平等,显然可以看到有这样几层含义,

这样,国家的政治权力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政权”,或者称之为“民权”,简称“权”;一部分是“治权”,简称“能”。“权能分治”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万能政府,在人民掌握“政权”的前提下,把“治权”完全交给政府去行使,“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可以行使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在“天下为公”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也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当然,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大学》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可以参与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齐家,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内容和基础。

第一、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

古希腊雅典的民主是平民能够直接参政、议政的民主,我们现今一般称这种民主为“直接民主”。这种民主并不选举出独立的政府来治理城邦,而是其本身既是“政权”,又是“治权”。这种民主对有能力的人非常畏惧,他们认为选举有利于名门望族及有能力的人,所以除非必要,他们不采取选举,而是采用抽签、轮流的方式决定人选。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陶片放逐法”,对那些最具有声望和能力的人进行放逐——离开城邦,期限为10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

    政治平等原则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度(此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编者注)。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因为有了奴隶制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在几十万希腊人中,让大概几万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民主制。如果没有奴隶制,还有没有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个问题。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我们有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政治平等。当然,人人直接参与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

第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并不是否认差别,差别应当存在且必须存在,因为一个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庸人社会。

与之相反,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代表的思想,主张国家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统治,来治理。《理想国》把国家分为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柏拉图的《理想国》同样是“政权”和“治权”相合一的,只是掌握在精英手里,而非平民手里。“理想国其实是用正确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科学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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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人在品德和才能上的不同,而不是其他方面,包括种族、出身、或者财富等除品德和才能之外的一切不同。

雅典民主虽然很好的保护了“民主”,却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需要人才引领的,将人才当作瘟疫一样防备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好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的是一个有能的政府,却没有防止个人专权的有效措施,另外平民的权益被严重忽视,同样也是不好的。

    选贤与能

显然,这个定义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不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如果能建立一种这样的平等社会,这样的平等社会无疑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它给与每个人都拥有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自己满意的地位的机会,而得到自己满意地位依靠的是自己的品德和才能。

现代民主是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代议制度,但代议制在近代一般被看作是“共和”的一种形式,如美国的宪法起草人之一麦迪逊所说,“我所说的共和国是指代议政体”。并且早期的代议制度其参政权是有财产资格、性别和种族限制的,享有这种权力的是极少数资产阶级,因此是够不上“民主”资格的。

    古希腊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单位规模很小,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超大规模,从尧舜时代便是如此。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奉行“天下为公”原则,很自然地会走向“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所以必须从中选出若干人来作为代表。

中西方文明中平等思想的根源,产生于大致相同的时期,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在中国,对平等思想阐述最深刻的是《礼记.礼运》,文中对大同世界的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是最具有理想色彩平等,而“选贤与能”则是用于治理“公天下”的社会选拔机制,这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的平等思想如出一辙。

近现代的代议制是和政党政治紧密相结合的。多党制我们现今一般也看作是一种民主的东西,但在早期,英美等国都形成了“政党分赃制”的局面。即执政党把官吏当作一种战利品,按照关系、任人唯亲的原则来分给自己党派的人员。该制度对于一个党派的内部团结是非常有利的,但官职成为政党的私有物,随所属政党的胜败而进退。因此造成用人不当,行政效率低下,政府浪费严重,官吏贪污舞弊,党派倾轧等严重问题。每一次选举后便发生一次人事大变更,使行政管理混乱,政治不稳定。

    但是,怎么选?我们的先贤最初确定的一个标准就是“选贤与能”,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在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中也有选,但是,它的选是抓阄、抽签,随机从几万人当中选出若干人,轮流执政或者审理案件。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我们的选有一个标准,必须选出贤和能,不是随机抽取,而必须要选出真正有治国之德和能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为公”,他们节制自己的私欲,来增进天下人的福利。如果采用抽签制,一个牧羊人抽到选上了,他连自己有多少只羊都数不清楚,请问怎么能够治国?说起来再好听的制度,这么搞都没有意义。

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礼”,通常被认为是指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等级观念和社会秩序。如果以此来否认儒家的平等思想,这是南辕北辙的。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提供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否认差别。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选贤与能”,品德与才能不同的人必然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不同的社会地位必然要用一种秩序来规范,这才是“礼”的核心,“礼”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等级”。“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核心涵义也是“礼”。实际上,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少”可成为“长”,“贱”成为“贵”,“不肖”成为“贤”。 这就是机会上的平等。

19世纪后,英美等国开始寻求解决“政党分赃制”的方法,常任文官制度的建立被提上议程。孙中山曾经说过,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即学习的中国古代的科举选拔官员的制度。现在西方文官制度来源于中国的说法在政治学界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而相对应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文明,对平等阐述以普罗泰戈拉对平等阐述最深刻。他将平等理解为所有人在教育、财产、种族等方面的平等,甚至突破现实政治和法律界限,认为平等也应当包括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但他的思想显然没有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主流思想。而对西方文明影响巨大的柏拉图在其《理想国》描绘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这显然是也体现了在国家治理上的“选贤与能”的思想。

现今西方的官员一般分为两种: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是由选举产生的,或由民选机构任命的,随着政府进退,以政党在选举中的胜败为转移。任职考虑政治背景、党派关系、政治主张等,不必注意专业能力,实行任期制。事务官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为常任制,不受政党更替影响,不能任意撤换,受文官制度保护。事务官实际操纵着行政机构的运转,是国家机器中的中坚力量,保证了政府的连续性。

    当然,先贤们对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很多批评,而且集中在一点上:它没有能够有效地把贤能选出来。因此察举制度、选举制度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变革的动力正来自于选出真正的贤与能。选不出贤与能,选举制度就没有意义。这一点,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核心。

因此,可以看出,对于“平等”的思想,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都强调不同人在的权利地位上的平等,都强调了“选贤与能”的国家治理机制。但是中华文明中的“天下为公”思想则相较于西方的平等观更深刻,因为“天下为公”中的平等涵盖更广泛。再者,普罗泰戈拉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思想并未成为西方文明思想的核心,占西方文明主流思想中的平等是不包括奴隶应该得到平等待遇的。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文明的三大特征之一就是“奴隶性”。因此西方的“平等”带有先天的不足,它的是在按照种族血统对人划分之后的不平等基础上,同一种族血统的人才具有平等性。古希腊以及之后作为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古罗马,一直是奴隶制,即便到了中世纪的欧洲,也是由封建主与农奴构成的主要基于不同血统不同出身的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社会使得奴隶或者农奴从来就没有机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

政务官是民选的,或由民选机构任命的,是民意的体现,代表人民掌握“政权”;而事务官则是通过考试产生的,是 “能”的体现,掌握着政府的“治权”。西方现今的“两官分途”与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分治”思想是一致的。

    至于贤能的标准,只凭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及由此发育而成的智力和道德,不需要借助任何别的条件。我们深思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最合乎政治伦理的选举程序,它把财富、相貌、家世、血缘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了。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制度吗?因此,这一制度也是最为开放的。

在古希腊,最具平等色彩的雅典,也是少数人的平等,占人口90%以上的奴隶是不具有平等地位的。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的“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也仅仅存在于他的思想中,成为希腊文明的一闪而灭的火花。在古罗马,着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在《论共和国》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与古希腊相同,西塞罗着作中的“所有人”同样并不包括奴隶。除了普罗泰戈拉,其他西方思想家的平等观实际上都是基于公民而非包括奴隶所有人的平等,因此,西方的平等是一种等级之上的平等,是首先按照种族血统出身将人分为不同等级后而在等级内的平等。而这一依照种族血统出身建立的平等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

“两官分途”虽然解决了人民的“权”与政府的“能”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因为在行政、议会、法院的“三权分立”架构中,我觉得议会是最能体现民意,因此议会的议长和议员是最应该采用单纯的选举方式产生或由民选机构任命的;法院则最需要的是法官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以及对法律条文的深刻理解,因此法官是最适合通过单纯的考试方法产生的;行政长官则最好兼顾“民意”和“能力”,即先通过考试的方式选拔出2-10名候选人,然后由人民通过选举的方式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自己喜欢的长官。

    政学一体

在西方中世纪,社会由封建主和农奴构成,封建主是世袭的,而农奴却不论品德与才能如何都不能成为国家的治理者。当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上升而通过革命打到封建主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他们所提出了现代的平等理论,也同样并没有对“所有人”实现平等,等级观念依然扎根西方文明。他们只是消除了贵族和平民因血统出身产生的不平等,而并未消除种族上的不平等。当西方一边宣扬平等思想的时候,一边是对黑人的奴役和对印第安人的屠杀。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最具有平等意识的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仍在为黑人在法律上与白人平等而奋斗,他并因此而献出生命。

美国的总统大多是无能之辈,美国的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这些都是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不完善之处。而上面的方法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可以建立一种更完美的权能政府。

    “选贤与能”实际上意味着,光有选举程序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前置程序,那就是培养贤与能。贤能不是自然就有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听其自然,会有贤能吗?如果社会中本来没有贤能,那么,选举又有什么意义?

威利斯人线路检测,我们梳理一下西方的平等,可以看出西方的平等是一种“台阶式平等”,种族血缘出身,是一个个台阶,在相同的台阶上,是平等的,但是,不同的台阶,却是具有极大的不平等。即便今天,种族这个台阶,在西方文明中仍未消除。奥巴马,这个在上个世纪美国法律上还不具有平等地位的黑人总统所说的“如果超过十亿的中国居民也像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现在这样生活,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因为那是这个星球所无法承受的。”表明种族观念是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

作者笔名,知原,湖北钟祥人。

    中国人很早就把选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首先,建立公立学校体系,以“五经”培养士君子。而“五经”教给学生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汉武帝又建立了选举制度,也即察举制,选拔优秀的士君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

在中华文明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之前,西周实行的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制,王分封土地给王族功臣,为诸侯国,但是,进入春秋战国,这一依照血统出身分享权利的等级观念分封制就逐渐被废除,到秦统一,全国就以郡县制而取代分封制,统治国家和郡县的是那些具有品德和才能的人。商鞅变法中“奖励军功”实际上就是废除贵族特权采用“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拨机制。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清贫之士依靠自己的才能成为诸侯的大夫屡见不鲜。早在汉朝,中国就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参加考试而成为国家管理者中的一员。汉武帝还建立察举制,郡可推举孝廉这样有优秀品德的人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而产生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一直实行到清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从汉朝开始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这种制度废除血统出身制造的不平等,社会上的人才不论出身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整个中国古代时期,只有皇帝一人是世袭的,而皇族除了世袭享受一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权利外,并不必然成为这个国家的管理者。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前就给予每个人在机会上的平等,建立了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品德和才能取得优越地位的政治制度。这是自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在长达十几个世纪中一直领先西方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式选举制度是从这个时代起步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塑造了政府形态,此乃有史以来官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的这一群官员,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执政群体,其权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由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教育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即便在其他方面,中华文明也显示了他的平等性,在宗教上,来自印度的佛教,来自中东的伊斯兰教与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一直是和平相处的,在中国从未发生过因宗教引发的战争,任何宗教进入中华文明后就被中华文明吸收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古代西方,宗教战争却屡见不鲜,即便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基督文明并没有以平等的心态看待伊斯兰文明以及其他文明。在种族上,少数民族掌握了中国的政权并接受中华文明后,其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而并因种族受到歧视,南北朝时期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蒙古族的元政权,满族的清政权,其政权历史皆成为中国与汉族政权历史一样的“正史”。这些异族进入中国后接受中华文明就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不因他们的种族而被中华文明排斥为文明上的异国人,而被当做文明中的中国人平等对待。中华文明对人的“归类”是按照文明本身来归类的,不论什么种族,接受中华文明就是中国人,所以,古代蛮夷都可以在接受中华文明后同化为中国人。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形成了“政学一体”结构,枢纽就是中国式选举制度。“政学一体”的好处非常多,比如政府官员素质极高,他们都是政治家,因为都有一定的志向,所谓“志于道”,他们希望改进政治、改变现状。因此,我们看到,历代士大夫都有变法的努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中国人的识字率,是前现代各国中最高的,并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观念。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多半靠的是基本素质较好的大量劳动力,这不正得益于老祖宗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吗?

如果对比中西文明成熟的时机,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平等的观念,与西方文明中的等级观念,是深受文明成熟时候社会制度影响,至少,这种社会制度的影响,在中西文明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化成天下

中华文明成熟的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古代分封制瓦解时期。随着分封制瓦解,郡县制建立,国家治理中除了皇帝本人,整个官僚集团的产生就不依赖于血统出身,而依赖于考察德才的选拔机制。伴随分封制瓦解的是奴隶制瓦解,农民成为这个国家依法纳税的生产者,而不再依附贵族,因此,依照封建制度的本身涵义,实际上,在中国秦朝时期就已经废除了封建制度。中华文明成熟时期就是一个废除血统出身而依照品德才能选拔国家治理者的平等社会建立的时期,因此中华文明天生具有平等思想,并以此指导社会实施平等实践。

    科举制度让民众重视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中国式教化之道,这是中国文明极为独特之处。人类社会有不少成熟的文明,都是以神教进行教化。在中国,神教当然有,但不是根本,在远古的三代,其根本是礼乐;孔子以后,其根本则在学,在文教。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学校,设立选举制度,推动整个社会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也就给整个社会设立了一套教化机制。所以,在中国,教育绝不只是传播知识,而是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化成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

古希腊文明成熟时期,它还处于奴隶制时期,之后的古罗马更是西方奴隶制的巅峰时期,再往后的中世纪,才是与中国西周时期类似的封建分封制时期,从古希腊这一西方文明成熟之后两千余年西方一直是一个基于血统出身的等级社会,这必然会使得西方文明难以产生平等的社会实践。因此中西文明在平等上的社会实践上是大相径庭。

    而由于“政学一体”,由于选举制度,社会和国家也连结为一体。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在我们所羡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会的两分是人们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我推测,西方人所讲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分,实际上出自奴隶制思考方式。古希腊城邦中,奴隶只有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福山(日裔美籍政治学家,代表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编者按)所讨论的政治衰败,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冷漠,其实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是政治上的奴隶,完全处在被动位置,政治交给少数人操作,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和公民。

所以,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平等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一种等级的文明,完全是颠倒黑白。

    而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始终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沟通社会与国家。民间兴办的教育,政府兴办的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士君子。他们大部分在社会基层发挥领导作用,组织社会自治;少数人则进入政府。但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话语。所以,在中国,社会与国家从来都不是两分的,它们一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治理的连续系统,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社会最好的地方,所谓“天下为公”,这也是一种体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上面,我对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做了一个简单描述。19世纪末,科举制度面临很大的观念上的危机,因为一些人有机会观察和接触到西方式投票民主选举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度相比于投票的选举制度是落后的。所以,自清末到民初,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建立选举制度,以替代原来的科举制度。当然,中国式选举制度之所以被废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迫切感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技术,因此必须变革教育,建立西式学校。而教育模式一变,科举制度也就无法存在了。科举制度一倒,从汉武帝时代以来形成的两千年中国式宪制,也就一夜崩塌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宪制是否让人满意?我觉得都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拾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拒绝大众投票式选举制度,我的意思如果完整表达的话,就是我们能不能立足于选举制度,再吸纳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中国式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尚无具体方案,恐怕得需要学界和政界共同努力来寻找。

    我们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不能眼看着别人已掉到沟里,还继续盲目往前走。近些年来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以大众投票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其实是存在严重弊端的。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不好,而是说以此为良好政治制度的唯一基础,把整个宪制架构于它之上,是不可取的。投票式选举制度自有其优越之处,但也有它适用的范围。

    最后,我想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孙中山先生和钱穆先生的政治思考。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设计出“五权宪法”?在“五权宪法”中,第一权是考试权。钱穆先生在抗战期间,也重申孙中山先生的构想。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关于政治的思考、关于宪法的思考,可以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再出发,作为沟通古今的一座思想桥梁。

    本文内容来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弘道书院日前联合举办的“科举与选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中国经营报》记者根据发言摘要整理。原标题为《源远科举 于今何益?千年科举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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