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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

时间:2020-03-12 13:37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机构,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大学一样。它最早出现在唐朝,不过那时候官方主办的书院似乎只是一座宫廷图书馆,没有太多讲学授课的职能,倒是存在于民间的少数私人兴办的书院,已经初步具备了讲学的功能,开始收些学生,教授课程。书院兴盛于宋朝,大批私人兴办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民间,北宋初年,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再加上嵩山上的嵩阳书院,被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书院与我们现在的大学有些类似,以教育精英和有一定学识的人员为主。凡是到书院学习的人,主要都是以自学为主,老师的指导只起辅助作用。它创立的最重要的一种教育形式就是“讲会”制度,也就是一大群人在一起举办的学术辩论会。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在四大书院中,每个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成就。

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合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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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岳麓书院

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

应天府书院所在地商丘,是北宋四大京城之一的“南京应天府”。应天府本来被称为是宋州,北宋的第一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曾是这里的节度史,地以人贵,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就把这里升格为了应天府,后来觉得应天府的地位还不够高,又把这里升格为了“南京”。北宋真正的国都是“东京开封府”,在《水浒传》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东京汴梁”这个地方,就是指北宋的国都,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开封。看到“开封”这个词,你一定要想到一个人,那就是铁面无私的黑脸包公——包拯包青天。“南京”只是东京的陪都。“陪都”就是在国都之外另设的第二国都,地位略低于国都。在我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有“陪都”,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国都是洛阳,当时也被称作“东京”,而西汉的故都长安则在东汉时期被定为陪都,称为“西京”;再比如,唐朝的都城在西安,而在它东面的洛阳被定为“东都”;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暂时搬到了重庆,把那里当作了陪都。除了“东京”、“南京”之外,北宋还有两大都城,一个是“西京河南府”(旧址在现在的河南洛阳),另一个就是“北京大名府”(旧址在现在的河北邯郸),《水浒传》中的玉麒麟卢俊义就生活在大名府。讲过了北宋四大京城和陪都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应天府书院。应天府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的一所被升为“国子监”的书院。“国子监”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应天府书院之所以能够升格为国子监,这要归功于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大家范仲淹,范仲淹曾在这里主持讲学,在范仲淹做了高官之后就把应天府书院升格为了“国子监”。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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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

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

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岳麓山是南岳衡山的一部分(下一部分会讲到衡山)。书院始建于唐末五代之时,原为僧人讲学之所,到了北宋初年正式创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历经千年,七毁七建,延续至今,故有“千年学府”之称。清末岳麓书院改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又有诸如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等名称,最终被定名为湖南大学,现在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下设机构。每个学院都有很多对联,岳麓书院也不例外,在这些对联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书院大门两旁悬挂着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一幅了,八个简简单单的字,骄傲自信中又透露出一丝霸气。上联语出《左传》,“惟”是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意思是说“楚国这个地方出人才”,湖南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国的领地,自古至今人才辈出。下联语出《论语》,意思是“这个地方最为兴盛”。两句连在一起,意思就是“楚国人才济济,尤以这个地方最为兴盛”。是岳麓书院自夸吗?纵观历史,它完全担得起这个评价。朱熹、王阳明这些被历史记住的名字都曾在这里作过或长或短的停留,到了清朝末期这里走出去的人更是撑起了那段热热闹闹的历史:左宗棠、曾国藩、魏源……难怪余秋雨先生会情不自禁地讲道:“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这幅对联在清嘉庆年间,由时任山长袁名曜撰写。“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大概最初人们都在山中设立书院,所以人们称掌管书院的人为“山长”。据说,当时袁山长要为岳麓书院大门题写对联,于是借用《左传》“虽楚有材”之语,出了“惟楚有材”这个上联,让学生们应对下联。他话音刚落,一个名叫张中阶的学生脱口而出“于斯为盛”,听者无不拍手称快,于是就有了这幅让人叹为观止的名联。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

岳麓山上清风峡中有一小亭,名曰“爱晚亭”,在清乾隆年间由岳麓书院山长建造。最初这个亭子名叫“红叶亭”,后来有人想起杜牧《山行》中的两句诗:“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取前一名中“爱”字和“晚”字给这个亭子改名为“爱晚亭”,其意境一下提高数倍。爱晚亭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另外三大名亭分别是醉翁亭、湖心亭和陶然亭,这四个亭子都因古代的文人雅士而闻名天下。爱晚亭因杜牧的诗句闻名,居四大名亭之首的醉翁亭则因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的一篇《醉翁亭记》而被誉为“天下第一亭”。欧阳修号醉翁,他在安徽滁州的时候,与山中僧人交游甚厚,僧人们便在山中为他建了一座亭子,以供歇脚之用,名之为“醉翁亭”,并让他为之作记。醉翁欧阳修文思泉涌,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不知醉倒了多少世人。湖心亭位于杭州西湖中的一座小岛上,在这个亭子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二”两个字,“?”是“虫”的繁体字。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在这座小岛上玩得不亦乐乎,乘兴写下了“?二”这两个字。面对这两个不成文章的字,身边的大臣们十分不解,也有装糊涂的。乾隆爷会心一笑,说这是二字的寓意是“风月无边”,也就是景色好到了极致。为什么“?二”两个字代表的是“风月无边”呢?原来,乾隆爷的这一作法是文人墨客们常常玩的“拆字”小把戏。“风”的繁体字是“風”,把“風”和“月”的边框去掉就是“?二”,风月没有边框,就引申为风月无边。除了在湖心亭,泰山上也有一处摩崖,刻着“?二”,当然那不是乾隆皇帝的手迹了。陶然亭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市,北京市内有一处公园,名叫“陶然亭公园”,此亭就坐落在那里,公园因亭而得名。陶然亭建于清康熙年间,亭名取自白居易《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诗中“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一句最后两字,显出在此亭驻足时的悠然自在。在近代史上,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先后在这里留下过革命的足迹,这里还见证了高君宇和石评梅两位革命先辈的伟大爱情。高君宇和石评梅都是杰出的共产党人,石评梅还以自己的横溢的才华与吕碧城、萧红和张爱玲合称为“民国四大才女”。不过很可惜,二人虽然相爱,却并未结合。高石二人均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逝世,逝世时都不到三十岁,真是天妒英才啊!二人的合葬墓就在陶然亭旁,了结了“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嵩阳书院

“四大书院”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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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四大书院”究竟是指哪四个?

白鹿洞书院坐落于庐山五老峰。相传唐朝的时候有个人叫李渤,他年青的时候隐居在这里读书。李渤养了一只宠物,不是猫、也不是狗,而是一只白鹿。与人相处时间久了,这只白鹿变得非常通达人性,主人让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往西,主人让它站着,它绝对不会趴着,甚至还能够帮助主人传递物件,人们都以此为奇,称它为“神鹿”,李渤也因此被称为“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做了大官,常常思念自己年青时的那段求学时光,便在这里建了一些亭台楼阁,后人称之为“白鹿洞”。白鹿洞本没有洞,只因这里地势较低,从山上向下看如同地洞一般。到了明朝,有人觉得称之为“洞”却没有“洞”,实在是名不副实,就在山中凿了一个山洞;又有人认为,称之为“白鹿洞”却没有“白鹿”,也实在不妥,就用石头雕刻了一只白鹿放于洞中;可是大家的意见总是不一样,又有人认为凿洞置鹿是多此一举的事情,就把白鹿从洞中请了出来深埋地下;到了现代,人们无意中从地下又挖出了那只白鹿,于是又把它置于洞旁。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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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改为南京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

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河南商丘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邮票所选书院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此后,这四个书院被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圣地。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几大书院虽然相距甚远,除了应天书院处于闹市,其它三个书院都是依山而建、绿树环绕,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

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岳麓书院

唐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李治游嵩山时,闭为行宫,名曰“奉天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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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周时(公元951-960年),改为太乙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宋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此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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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是古代高等学府,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五进,廊庑俱全。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

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名儒景冬,曾就读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从此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嵩阳书院是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司马光、范仲淹曾在嵩阳书院讲学,且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在嵩阳书院撰写。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日讲四书》九经等。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科举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但登封就中了五个。清高宗弘历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十月一日游嵩阳书院时曾赋诗以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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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四大书院的故事,更确切的说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北宋初年,大宋王朝刚刚走出战争的阴霾,百废待兴,仕子们求知若渴。但那时教育毁损殆尽,官学刚刚起步,学院这种民间组织但乘势而起。待到北宋政权稳定,各领域蓬勃发展之时,学院逐渐被官学取代,沉寂了一百多年,直到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也不例外,不过它很幸运,这一年理学大师朱熹来到白鹿洞书院,见满目杂草、断壁残垣甚是感慨,于是便下令修复白鹿洞书院,使得白鹿洞书院又重获新生,而他在白鹿洞书院创设的那一套教学理论和方法也被其它书院效仿,书院在南宋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元明清三朝,到了清朝末期,光绪帝在1901年下令书院改为学堂,开始仿效西方改革教育,书院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

在明朝末年,有一所书院也是值得一提,这就是“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江苏无锡,建于北宋年间,因周围环境酷似庐山东林寺,因此命名为“东林书院”。到了明朝末年,东林学者顾宪成、高攀龙来到此处,重建荒废已久的书院。他们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展开激烈对抗,被冠以“东林党”。东林书院有一幅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幅名联为顾宪成所写,讲的就是我们既要用心读书,又不能死读书,要关心国家和天下之事,要忠于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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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哪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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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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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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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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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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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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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着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着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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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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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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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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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公元1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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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着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着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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