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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威利斯人708567汉代墓葬研究在实践中要做到

时间:2020-03-12 13:38

  在汉代考古中,墓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长期以来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月11—13日,在江苏徐州举办的“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130余位学者就汉代墓葬考古新发现、汉代历史与汉文化研究、汉王朝与周边关系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与深入研讨。

2014年10月11~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南京博物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徐州市文广新局、徐州博物馆承办的“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徐州市隆重召开。

2016年秦汉考古成绩显著,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研究论著、论文集30余部,发表各类考古简报、研究论文700余篇部,研究角度广泛,无论是都城、陵墓、墓葬,还是画像砖石、简牍及科技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新见迭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表示,现阶段,汉代墓葬的发掘正朝着精细化作业、更加信息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王侯贵族大墓的发掘。此外,汉代墓葬研究在实践中要做到“点”“面”结合,既要将墓葬单体研究、墓群单元研究等“点”的研究做深、做透、做完整,也要根据需要科学界定空间范围来进行“面”的研究。以现代行政区划展开汉代墓葬的区域性研究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但要尽量将其置于汉代的人文、自然、文化地理的空间关系中去观察与思考。

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古称“彭城”,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彭祖故国、刘邦故里、项羽故都。徐州共有13位楚王、5位彭城王,应有18座王陵墓葬,合称“徐州汉代十八陵”。古淮河支流及黄河故道诸水系贯穿徐州地区,其地低矮的丘陵山地和广袤的平原为汉代墓葬的修建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徐州汉墓的调查和最早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20世纪50年代徐州汉墓科学考古工作拉开序幕,其汉墓、汉俑、汉画像石并称“汉代三绝”。1970年,南京博物院对土山M1进行发掘,出土银缕玉衣等100多件文物,证明了其为东汉时期某位彭城王墓;此后又在其南发现了M2王后墓等,土山汉墓群发掘工作目前仍在进行。80年代以来,随着开山采石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大量汉墓被发现。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一是发掘调查了众多的大型诸侯王墓,如狮子山、驮篮山、北洞山、小龟山、东洞山楚王及夫人墓;二是对相关陪葬墓和等级较高的中型墓也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对研究诸侯王陵有重要意义;三是对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墓葬及时代不一的墓葬群主要进行勘探调查并做部分发掘。徐州汉墓虽多遭盗扰,但仍不乏大量质地不一、品种多样的遗物出土,且保留了较多相关设施、形制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全国的汉代陵墓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综合研究汉代陵墓与汉代社会物质、精神文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过去学术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为拓宽思路、交流各地的相关发现和研究进展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徐州地区乃至全国的汉代陵墓考古及汉代物质精神文化研究和相关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是2016年度出版的一部重要秦汉考古论文集,其精选收录了2014年在江苏徐州召开同名国际会议上学者所提交的有关汉代帝陵、诸侯王墓、列侯墓、土墩墓、汉代文物等方面的论文40篇,集中探讨了汉代陵墓考古的各个方面,是汉代陵墓考古的一部专题文集,有关论述既是对以往成果的总结,同时也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浙江汉墓》、《新郑坡赵一号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鲁山杨南遗址》、《临泽沙河汉晋墓葬》、《长沙考古文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等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地下长安》、《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秦漆器研究》、《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等研究专著的出版,不断推动着秦汉考古研究向前发展。

  在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上,徐州可谓硕果累累。据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介绍,徐州汉墓的发掘基本厘清了其分布规律、墓垣、墓葬形制的演变规律,构建起了徐州汉墓的考古学框架体系。

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徐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刘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参会学者来自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和各省市自治区考古文博机构、相关高等院校,参会人数共计130余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近百篇,内容包括各地区汉墓发现及研究、汉代城市聚落考古研究、汉代物质精神文化及文化交流研究等诸多方面。中国文化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文物报以及徐州电视台、徐州日报等新闻媒体记者到会采访报道。

一秦代考古

  据悉,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州市人民政府、南京博物院、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徐州市文广新局、徐州博物馆承办。(作者:杨阳 )

开幕式结束后,由白云翔主持进行大会发言,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则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郑同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韩立森、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鸿亮博士分别作学术报告。11日下午和12日全天进行9场分组发言和讨论。与会代表围绕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徐州地区汉代考古、秦汉陵墓的形制演变、秦汉城市聚落的发现与研究、汉代物质文化专题研究及相关精神文化研究、周边地区汉文化及文化交流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遗址

12日下午,会议9个场次的学术报告及讨论议程圆满完成,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徐州博物馆馆长李银德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信立祥和徐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周广春先后讲话或致辞。白云翔在总结讲话中,首先对此次会议成果给予肯定,然后就目前汉代墓葬考古与汉文化研究面临的任务从六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一是对汉代墓葬考古的理论研究、建设及其运用应予以更多的重视并加强;二是关于汉代墓葬的田野工作,强调其计划性及配合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应最大限度、全面科学地搜集资料和信息,特别是中小型墓葬的发掘也应实现“精耕细作”;三是关于汉代墓葬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刊布问题,近期的发现应做到及时、科学、全面、系统地记述并进行综合研究,积压多年的发掘资料则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可能整理出来;四是关于点与面相结合研究的问题;五是关于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倾向要防止,而历史“碎片”的扎实深入的研究只能强化,以具体问题和个案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研究还须更加精细和深入;六是关于增强问题意识、强化创新研究的问题,他提倡“多一些问题意识,少一些泛泛而论;多一些创新意识,少一些重复研究”。信立祥、周广春在讲话和致辞中,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及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

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秦咸阳城的历史与考古发现,指出咸阳宫一号宫殿并不具备门阙或门的功能,也不是大朝正殿,二号建筑为宫城中处理政务的重要建筑,它们均始建于战国中期,宫城东西发现的建筑遗址与六国宫室有关。并在系统分析渭南宫庙建筑分布时指出,在渭北咸阳宫之南存在渭南宫区,秦咸阳南北宫对西汉长安城有直接影响,渭南上林苑当基本建成在战国晚期(《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

会议期间,还于11日晚召开了“中国考古学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审议通过了专业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由国家博物馆信立祥研究员为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为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18人、委员45人的领导机构,提名并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研究员为秘书长,并就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初步讨论。

许卫红、苏庆元根据秦都咸阳城遗址功能区的分布,认为咸阳的西界不在长陵火车站,后根据该区瓮棺差异,并据夯土建筑、水井、排水管道的分布,提出咸阳西界的南段点应在长陵车站长兴村西不远处,据2014年勘探所获冶家台秦道路、宫殿区以北沟渠遗迹等材料,推断北段点在海拔420米左右的黄家沟与路家坡之间。肖建一根据秦墓分布规律,认为秦咸阳若有外郭城,则其应在南北长约14.6千米、东西宽约6.8千米的范围之内,长宽比近秦始皇陵内外城垣比例,或为秦始皇时期修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一、汉代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墓葬

汉代陵墓考古发现与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李银德回顾了徐州汉代陵墓考古的工作历程,分诸侯王陵、刘氏宗族墓、重要汉墓群和汉画像石墓四个部分介绍了徐州汉墓考古的情况,最后总结了徐州汉墓考古的收获。在徐州汉墓考古收获中,他提及汉墓分布及设施形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各等级墓葬层级、丧葬制度的区域特色、汉墓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图景逐渐清晰,指出徐州诸侯王陵考古特别是西汉楚王陵考古成绩斐然。徐州文物考古工作者们也就当地汉代陵墓考古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梁勇对汉楚王墓群若干问题的再思考,田二卫对徐州汉代诸侯王陵“因山为陵”成因的探讨,刘照建对西汉楚王陵墓防护系统的研究,缪华对北洞山楚王陵陵园及秦梁洪考,周金波以北洞山汉墓为例,对徐州西汉楚王墓建筑的力学研究等。

1秦始皇陵

关于秦汉帝陵的探讨集中于帝陵的空间布局和丧葬设施。焦南峰从封土、兆域等八个方面,以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陕西宝鸡雍城秦公陵园、芷阳秦东陵以及经近年考古勘探的咸阳地区秦王陵为例,探讨了秦王陵从早到晚形制及其演变。张卫星认为帝陵的规划设计是其思想、理念的体现,墓室空间以宇宙观为思想根源,以崇尚对称、择中为主要设计理念。陈静在对西汉帝陵及其陵区进行分析后,梳理了早、中、晚期陵邑、陪葬墓及寝庙建筑的变化,并指出帝陵与后陵、陪葬墓及陵邑在陵区中的方位受到汉长安城宫殿布局的直接影响。罗瑾歆认为两汉之际的帝陵形制变化集中在其朝向和布局上,指出变化原因在于陵墓若都邑,也与当时向儒家文治转变以及皇室力量的博弈有关。杨武站则就霸陵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其形制为四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只是未建封土,并根据位置、规模、设施提出江村大墓为霸陵的观点。马永嬴讨论了西汉陵邑的功能变化,认为其在帝陵营建时主要发挥建设保障功能,在皇帝入葬后则发挥奉陵功能,至元帝分诸陵邑属三辅之后,陵邑的功能与普通县一致,并强调政治功能并非陵邑的建设初衷。张鸿亮介绍了洛阳东汉帝陵的考古发现情况,包括东汉帝陵的概况、东汉陵区的分布、东汉帝陵的确认、东汉陵园的发现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

近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一直有序进行,《2014年秦陵地区山形水系调查简报》和《秦始皇帝陵陵区K1401陪葬坑勘探简报》就分别是宏观陵园分布和微观陪葬坑勘探工作的重要成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在进行了艰苦而卓越的调查之后,在摸清了秦始皇陵所在的骊山山系和渭河南线直流的关系、梳理了早期遗址与河流后,认为在秦始皇陵选址营建之时就已经注意到了骊山山形和水系的关系。这项广泛采取聚落、景观考古概念方法而开展的调查,对于解决秦始皇陵的范围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K1401是2014年在秦始皇陵陵区勘探中的重要发现,其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动物坑等陪葬坑一样,均位于传统认为的外陵园墙之外,且是目前为止距离陵园最近的一座陪葬坑,对于秦始皇陵陵园布局的研究,对于探寻更多的陪葬坑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作为多年工作的总结,张卫星根据近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对秦始皇陵墓的墓道、封土、门阙、陵寝、附葬墓、陪葬坑、陵邑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揭示其空间变化,并进而揭示秦始皇“天下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见(《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吕劲松认为秦始皇时期是历史上骨器生产和使用的最后一个高峰,王瑄对秦俑高级军吏俑的甲衣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复原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5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张卫星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弓弩是明器化的产物(《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武丽娜认为秦始皇陵内城勘探的北侧十排院落式建筑为“天子六寝”与“后六宫”的象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关于各地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李则斌回顾了江苏仪征庙山、团山、舟山等地陪葬墓的考古发现情况,加之近年来对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的考古发掘与墓主确认,提出仪征庙山墓区及相关遗迹为西汉吴王刘濞的陵墓区,存在完整的陵园结构及庞大的陪葬系统。郑同修介绍了目前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汉代黄肠题凑墓——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的考古发掘及保护的新进展,重点放在墓室结构和题凑木上的墨书文字,结合王陵地望、出土遗物及历史文献等,初步判定灵圣湖2号墓的主人是西汉哀帝生母丁太后。韩立森回顾了河北地区自满城汉墓以来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情况,并介绍了近期发现的北新城汉墓的相关情况,指出这些大型王陵的宏大规模和华丽构造显示出僭越现象,反映了汉初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帝国强盛、地方势力膨胀、中央集权相对削弱的局面。上野祥史从汉代墓制的“同质性”和反映社会阶层、职掌的“异质性”出发探讨汉代诸侯王陵,将其与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前方后圆坟进行比较研究。刘尊志探讨了诸侯王陵动植物陪葬特点,认为动植物陪葬是汉代诸侯王陵陪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出相应的葬制、葬俗及其相关社会内容。

2其他墓葬

澳门威利斯人708567,关于汉墓的地域性及中小型汉墓的研究,张春长认为邯郸西小屯汉墓群31座墓葬的发掘,对于邯郸地区战国晚期与汉代早期墓葬分野的研究、建立墓葬年代标尺,以及对于相关物质文化和葬俗演进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田立坤将辽宁汉墓分为辽东郡、辽西郡及玄菟郡三区,指出其与中原大体同步发展亦有自身特征,其区域差异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且影响深远,特别是东汉时期随葬丰富的大型壁画墓和花纹砖墓反映了当时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并出现了可能与乌桓内迁有关的非汉文化因素。田亚歧对秦雍城所属秦国陵园和国人墓葬的布局与层次结构进行研究,探讨秦国社会的层级与社会组织结构、墓葬习俗与内涵,并对诸如昭穆制度、墓葬再分期等问题提出新的看法。王婷认为长江以南汉代土墩墓所在的土墩为私人墓地,因部分土墩内墓葬的特殊情况,很难将其笼统地定性为家族墓地,应具体分析每一个土墩的情况:有包含很多墓葬的家族墓地、有包含较少墓葬的小型家庭墓地或一个土墩埋葬数个小型家庭的混合墓地,也不排除数个土墩属于一个家族的可能性。秦宗林和束家平对扬州地区发现的汉代土墩墓进行分析,认为虽然其性质各异,但应是因地制宜而建,如部分墓室高于地表,这应与当地地下水位较高有关,一墩一墓的墓葬高于一墩多墓的现象或许与墓主人身份等级有关。梅华全整理了闽越国墓葬考古发现的基本情况,对其分布、类型、构筑方法及随葬品情况进行探讨,分析了闽越族各时期埋葬制度变化的特点,同时探讨了闽越国墓葬习俗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蒋志龙对云南会泽水城墓地所见汉文化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南夷”地区设立郡县后,土著文化如何逐渐接受汉文化的问题。杨勇认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葬是一处汉式墓遗存,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与当时的岭南汉墓有密切联系,并指出该现象可能与汉代个旧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及由此引发的外部人群迁入有一定联系。刘雨茂、龚扬民对四川地区西汉至东汉早期崖墓资料进行梳理,探讨了其起源及早期发展,并进一步探究崖墓在四川产生的思想背景。韩国河、朱津对中小型汉墓研究发展过程和现状进行梳理,认为中小型汉墓研究视野应当拓宽,研究还需进一步细化,必要时应借助科技分析方法,同时应注意“汉制”在各地区的发展不平衡,大型墓与中小型墓之间的互动可参考“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思路来研究。

耿庆刚根据最近资料判断西安韩森寨秦墓的墓主当为秦昭襄王悼太子之墓,王望生在介绍西安一座中型偏小秦墓后,从该葬器物中陶罐置于耳室,陶蒜头壶、茧形壶、鼎和盒分置棺前外两角,陶博局、骨棋子和铜镜均置于棺内前部的位置出发,认为铜镜和陶博具是墓主生前常用物(《秦汉研究》10期)。

关于墓葬形制及相关制度的研究,赵化成认为古代墓葬从“周制”到“汉制”的重大变化,其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横穴式墓”逐步取代“竖穴式墓”成为墓葬形制的主流,并指出二者是从下葬方式及其所引起的墓形整体结构变化来区分的,且大型墓与中型墓可能存在不同的源头,但都符合地下墓室宅第化的需求,这一转变与土地私有化、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家庭观念的强化不无关系。游富祥认为“周制”向“汉制”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墓葬建材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上,其原因在于因社会重组而造成的观念与习俗变化,根本在于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大型墓的形制演变体现了其墓主人政治势力的消长,即汉代宗室贵族的衰微和地方豪族的兴起。吕健从徐州万达广场M6的特殊遗迹现象入手,辅以体质人类学鉴定,并结合文献重新梳理了汉代的权厝、迁葬及附葬等现象。杨哲峰对汉代砖木合构墓葬资料进行初步整理,将这种在木结构与砖石结构间此消彼长互动中昙花一现的砖木合构墓葬所呈现的一些现象,置于汉代墓葬结构演变的大背景下略作分析。张翔宇、朱连华对西安北郊战国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墓葬方向进行统计分析,并与南郊及咸阳城郊墓葬进行对比,就墓葬方向多样性的成因及变化趋势背后人口结构的特征进行探讨。刘兴林将墓上起坟的做法追溯至西周时期,但认为其源于江南土墩墓的说法值得商榷,东周时期封土兴起且其形制与墓圹形状相对应,汉代封土墓有所推广,但庶人和贫民无坟,并指出战国秦汉时期封土以方形为尊,后来成为典型的汉文化因素,从方形封土的分布可见汉文化的传播。刘振东就汉代墓葬用棺问题进行详细讨论,认为在汉代逐渐摆脱了先秦以棺椁重数规范墓主等级的礼制,演变为以木材种类、装饰颜色及用棺称谓来体现墓主等级的新礼制。

秦都之外秦人墓,虽多是零星发现,但伴随着资料的发表和对时代判断的不断提高,学者对秦人统一步伐的认识在继续加深。杨哲峰在《苏州木渎古城2011—2014年考古报告》发表后指出,合丰M80出土的泥质灰陶大口罐在江东地区为外来文化,年代上晚于同墓共存的印纹硬陶瓿,同类罐最初流行于关中地区战国秦墓。后随着秦国东扩而向关东传播,过去见于三门峡、襄樊、荆州等地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秦墓,有的甚至延续至西汉早期,因此合丰M80的时代应在秦灭楚并占领江东之后,为秦墓(《中国文物报》8月26日)。曹洋认为习称为秦人墓的侯马围沟墓的围沟内人骨应并非殉人。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等刊布了淅川马川墓地清理的三组六座异穴合葬秦墓,这些墓葬墓向一致,墓中铜鍪、蒜头壶及陶鼎、盒、壶、罐的年代和特征明显,对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楚都丹阳地区的埋葬制度及秦、楚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张天恩、煜珧对秦墓壁龛分析后指出,其应是受寺洼文化影响而来,战国中期秦献公颁布“止从死”令后结束,但作为放置陪葬品的设置到西汉以后还被长期继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贾强认为,凤翔孙家南头墓地中的先周墓葬为探寻早期秦人踪迹提供了线索,而该墓地附近的城址或与汧渭之会有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关于陪葬坑及其出土遗物的研究,王子今关注了昭帝平陵2号丛葬坑中的驴骨——迄今发现汉帝国重心地区最早的、数量集中的驴的实体证据,认为这一发现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动物考古的实证,并梳理了汉代对“驴”从认识到引入繁殖、再向南传播的过程。刘超以徐州羊鬼山王后墓陪葬坑出土的女兵俑为例,结合文献和相关考古资料,对其用途、性质及女性在军事领域的地位进行分析,认为其为经过军事训练、具备杀伤能力和一定规模的女侍卫群体。夏晶在对仪征烟袋山汉墓陪葬坑的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为烟袋山M1的陪葬坑,佐证了其墓主人的诸侯王或列侯级别。白岩介绍了对大葆台一号墓车马坑病害原因的调查、研究和检测以及相关保护手段,对其他土遗址的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

陈洪梳理秦墓资料后指出,嬴秦贵族多用直肢葬、平民多用屈肢葬的葬式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早、中期后,在变法革新削弱旧传统势力的内因,和外来移民将平民直肢葬带入关中秦地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小型墓中直肢葬大量增加,秦人葬式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考古与文物》2期)。该文发表后,陈洪更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春秋、战国秦和统一秦在渭水、江汉地区的秦墓,重构出土铜器、陶器编年及分期,对秦墓头向问题再做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葬式与社会等级间关系,从考古学上具体而微地阐释了秦人的统一化、秦文化的日益强大化的过程(《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

汉墓出土遗物按材质可分为陶器、金属器、漆器、玉石器等,涉及与遗物相关的礼制和社会生活等内容。肖健一就西安北郊郑王村汉墓中所出釉陶礼器与陶礼器的关系进行探索,认为釉陶礼器初始与陶礼器关系密切,但很快形成独立的发展序列,最终与陶礼器差别较大,但始终没有新器形。杜永梅对西汉诸侯王陵出土铜镜进行考察,分西汉早期和中晚期两个时段来论述其形制、纹饰及铭文特点,指出其纹饰的变化与汉代社会思想的演进密切相关。朱笛以汉代雁足铜灯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各组成部分的设置和形制特征,指出雁足铜灯主要流行于两汉时期,并分析古人选择雁足为灯柱造型的原因。巩文对汉晋墓葬出土的叉形器进行考察,结合文献记载、出土环境和伴出遗物的情况,认为叉形器应与男女发饰有关,初步推测是用于固定假发的用具。苏奎对汉代龙首方身铜器的功能和命名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它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王室贵族个人日常护理、治疗手足胼胝的中性用具。梁斌从一件带东汉永寿元年纪年铭文的错金银灌钢剑样本的科技分析入手,进行比对和系统研究,有助于对古代灌钢法、汉代冶金和科技史以及东汉中后期物勒工名制度等的研究。朱国伟对双音乐钟在汉代的转型及用乐制度进行观察,认为钟磬乐的发展在汉代经历了重要转型。王小迎根据扬州出土六博盘,并结合各地不同时期的六博盘实物资料及史料记载,对六博的发展、盛行以及六博元素的延伸、演变进行分析。聂菲就先秦两汉时期夹纻胎漆器出土情况、楚简和汉简中涉及夹纻胎漆器称谓、形制及其材质的对应等问题加以考述。刘刚对扬州出土汉代漆器进行系统梳理,补充近年的发现,对其分期和分布、造型与装饰、铭文情况进行考察。洪石对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室出土的铜构漆木折叠彩绘屏风进行研究,并结合其他汉墓出土漆木屏风,认为如此高大、精致的屏风应为实用器,反映出墓主身份等级之高以及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风尚。卢兆荫认为汉代玉雕艺术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达到新的高峰,其原因在于很好地处理了传承和创新相结合的问题,并从玉器器类和玉德学说两方面阐述这一问题。徐琳认为儒家思想对汉代用玉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玉、用玉的趋同性、玉德观和贵玉思想以及孝道、厚葬思想。赵晓伟以两汉未被盗扰及成功修复的玉衣为基础,参考已发表的相关玉片型式,对两汉玉衣组成要素、特征玉片及经验与不足进行剖析。郑洪全对徐州地区出土玉面罩形制及相关的葬玉组合进行了初步探讨。韩茗对两汉牙形玉饰出土品进行研究,结合文献梳理“觽”与“冲牙”的功能及内涵,认为其发展至汉代主要设置于玉组佩中,反映出汉代贵族的审美情趣和贵玉思想。尚如春对两汉墓葬出土玉石猪进行类型学分析,并结合出土情况,认为其分为用作手握葬玉和模型明器两个系统,并对其使用人群和地域分布进行考察。黄娟通过对东周至秦汉时期出土铸钱石范的形制分类,全面系统地研究其制作工序,考察了不同历史时期石范铸钱的工艺特点及历史背景,进而对该技术在中国古代范铸工艺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讨论。

二汉代考古

关于图像及文字材料的研究,与上述出土遗物一起,全方位展现出汉代物质精神文化及社会生活图景。黄佩贤整理了汉墓壁画及画像砖石的多角度研究成果,并分析汉代墓室画像研究与美术考古学、美术史的关系。霍宏伟对洛阳地区两汉墓葬壁画与陶器彩绘进行研究,结合文献,回顾了相关发现、研究简史,总结出洛阳两汉彩画在时空、题材、技法上的特点及其与画像砖石绘画的关系。范鹏、白九江以川渝地区较为常见的“半开门”画像为研究对象,在对画像的载体和类型进行辨识、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寓意在于静态表现西王母对墓主人的接纳。索德浩、谢林梳理了四川汉代石阙的发现与研究资料,尝试利用图形学方法对石阙上的画像配置规律进行分析,比较了川东和川西两种类型,指出其象征意义均表达了墓主升仙的主题。朱浒对山东滕州新发现“胡人礼佛”内容的汉画像石进行研究,结合汉代相关题材的图像,指出早期佛教对汉墓装饰的影响和渗透,并对此图像的来源、母题和引入提出初步看法。王方对徐州北洞山汉墓彩绘仪卫俑上佩绶形象及其制度进行研究,认为其首次展现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并结合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特点,进一步指出秦汉印绶制度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佩绶”成风发生在汉代。郭晓涛通过比较并结合墓葬情况,认为偃师华润电厂东汉墓及其朱书陶罐年代在顺帝、桓帝之间,找到朱书陶罐上解除文字与后世一些重要道教文献的具体对应,这将为相关文献在东汉时期的源流提供线索。

遗址

二、汉代城址与聚落的研究

陈博在对汉代城市进行分区、分级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复原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并对帝国中心区及南北边疆地区进行比较后,归纳了不同地区城市与城市体系的共性特点和区域特征,考察了不同区域城市选址的差异,不同地点城市组成的特点,并以等级—规模分析为基础进行了人口分布与城市化程度的探讨,从新的视角观察了早期帝国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

城址和聚落考古,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会学者就都城、地方城址与一般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关于都城、宫城及相关设施的研究,钱国祥分析了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都城形制的演变规律,指出其经历了自多宫形制到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再到三重城圈形制,既沿袭传统的汉化都城制度,又适应了新的社会情势和需求。段清波关注西汉至王莽时期长安城轴线和朝向变化,认为西汉前期长安城为东西轴线且为东向,王莽时期南郊礼制建筑以及帝陵出现南向倾向,并指出这一变化背后的思想因素以及汉文化形成的过程。张建锋关注地理环境及水文条件对城市选址的重要意义,认为古城长安得益于渭河冲积平原带来的充足建城空间、渭河及其支流带来的充足水源供应及便利航运条件,且未给城市带来较大洪水威胁。徐龙国关注古代都城门道设置,重点放在“一门三道”形制的形成、演变及其背后的成因,并通过这一研究探讨《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都城制度的渊源。梁云介绍了2009年对汉甘泉宫的调查测量情况,其由东、西两城构成,二者之间有驰道、直道南北贯通,以东边甘泉宫为中心,甘泉苑内外离宫别馆及建筑基址分布有序,其与京师长安之间存在两条重要交通路线。赵强通过对西安东南郊曲江乡春临村的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的考察,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此处与秦汉宜春宫苑遗址的地望相吻合。刘瑞梳理了考古学界对于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与用法的不同见解,结合自己对出土骨签的实际接触和系统整理,认为应当遵从当时发掘者的意见,即骨签为两两成对使用的档案。

1都城遗址

关于地方郡县治所等一般城市及相关设施的研究,原丰梳理了徐州地区已发现的汉代城址资料,对其分布、现状及导致目前研究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田野工作较多并取得一些成果的彭城等城址进行初步研究。刘玉芝结合楚汉彭城和楚王陵墓对彭城营建情况进行研究,指出现代徐州是在汉代彭城城市格局上发展和建设的。张振松对汉代沮阳城即河北怀来大古城村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指出其在汉代燕蓟地区防御外族入侵、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和文化往来、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汪勃介绍了扬州城遗址发掘中所见汉广陵城相关情况,梳理汉代广陵地区简史及汉广陵城的修筑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春秋邗城、战国楚广陵城与汉广陵城之间的继承演变关系进行探讨。何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岭南地区发现的秦汉城址的研究现状,对其特征、位置、类型和营造进行了探讨。张合荣运用考古材料探讨汉代西南夷地区牂牁郡郡治的地理位置及可能存在的变化,指出安顺市宁谷遗址极有可能是汉牂牁郡的郡治所在。

刘庆柱在1988年初版《长安春秋》的基础上,根据近三十年来不断增加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汉长安城营建、形制、布局,到宫殿、离宫、礼制建筑、陵墓陵邑、治安管理、文化交流、经济、文化面貌等方面,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全新而系统的阐释。刘庆柱、李毓芳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考古发现,指出汉长安城的形制继承了先秦宫城崇方的传统,对后世建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长安城中多宫城的“亚宫城”体现了古代帝国时代初期的政治历史特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黄留珠指出汉长安城城墙形状为“斗城”的认识为附会之说,刘振东认为文献中的“长安市”特指长安东市(《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

关于汉代聚落考古研究,赵德云对基层聚落的含义进行辨析,强调应结合史学成果并审慎运用不同性质的考古资料来分析典型遗址,针对遗址普遍保存欠佳和多数未经全面发掘的现状,认为应借鉴史前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刘海旺从汉代模型明器和画像等考古资料观察汉代民居的布局特征,并结合文献,对农耕聚落整体布局、聚落内民居形式的变化及其背后原因进行探讨。

刘瑞、李毓芳等介绍了秦汉栎阳城遗址出土墓葬,发表了勘探发现的栎阳城遗址二号古城平面图,该城虽东北被石川河冲毁,但面积仍近9平方千米,仅次于汉长安和洛阳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在陕西凤翔雍城西侧血池村揭露了大量的祭祀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参考传世文献,该区域当为秦汉时期祭祀天地之畤,是文献中秦国国君、秦始皇及西汉皇帝等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填补了关中地区秦汉祭天礼仪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12月9日)。

三、汉代文化交流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陈苏镇据文献记载指出,秦汉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应由殿、室、房、厢、阶、庭等组成,其中殿是最大最重要的空间,殿建于台基之上,南有东西两阶,室位于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室两侧有房,堂两侧有箱。左房向北敞开,有阶。两厢分别向东西敞开,亦有阶。殿前有内外两庭院。内院称庭或中庭,庭前有门,其外有大门(《中国史研究》3期)。刘振东梳理了长安城郊区建筑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汉长安城与郊存在内在联系,礼制建筑及墓葬都分布在城郊,而随着长安城的发展,城内设施亦外溢到郊,逐渐出现城郊一体的倾向(《考古与文物》5期)。晏新志对建章宫太液池出土石鱼和文献所载昆明池内石鲸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建峰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发现,并参考历史地理和城市水利学成果,第一次从考古角度将之前零散的水利考古发现,组织起来开展城市水利研究,探讨不同时期城市水利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城市水利与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汉代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与会学者的较多关注,包括物质文化交流及其路线、边远地区及周边国家考古发现所见汉文化因素及相关比较研究等。

2地方城市

关于中外物质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肖明华对西南地区出土汉代及其前后的海贝与现代当地民族使用的海贝种类进行比较,发现它们均来自印度和缅甸,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贸易进来的。李青会、赵红霞对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钾硅酸盐玻璃的化学成分、器形变化与时空关系进行研究,指出汉晋时期钾硅酸盐玻璃制品的多来源性,对于探讨战国至汉代中外通过丝绸之路的不同路线所进行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广西合浦草鞋村城址、大浪古城的考古资料,其中草鞋村城址面积甚大,发掘者判断为汉合浦郡的郡治所在。该城址发现的手工业作坊等遗存,在汉代考古及窑址考古中罕见,是研究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的新资料。汪勃梳理了广陵城文献和考古资料,指出在扬州蜀岗上发现了汉广陵城即吴王刘濞城,其平面形状与长安城近似,是汉初诸侯王比制京师的特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黄朴华整理长沙古城址的考古资料,回答了长沙城位置、规格、地位的演变及相关问题(《长沙古城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伊川县徐阳村开展墓葬发掘的过程中,在顺阳河上游量大支流的夹河地带,发现一座初步判断为两汉陆浑县城的城址(《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的发掘资料,并介绍了勘探发现水井所在的铁铺岭城址规模,判断其为益阳县城,并指出水井凿于楚,秦代沿用,井内堆积中不见汉代遗物,井中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和器物对构建湖南秦代考古遗物序列具有重要价值(《湖南考古辑刊》12辑)。原丰、李永乐在罗列徐州所知汉代城址后,重点介绍了石户城、司吾城、湖陵城和彭城四座工作开展较多的城址的相关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阮浩波等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与地理环境间的关系。云南普宁在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地区发现西汉中晚期遗存(《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

关于越南地区的汉文化发现,雷安迪(Andreas Reinecke)对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越南北部海防(Hai Phong)市西北越溪村墓葬群进行实地回访,对之前报告中的说法进行补充和订正,认为其中出土遗物较多的M2的时代应为西汉初期或更早,并指出这批船棺葬代表了汉代南越贵族新的丧葬传统。黄晓芬对汉交趾郡古城及周边汉墓进行实地考察,这座史载为“嬴娄”(越语称LUY LAU)的古城呈长方形,其东侧分布有规模有别、封土多为圆形的汉墓,这对探索汉交趾郡的规划布局、具体揭示越南北部汉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徐超公布了调查获得的太行山东麓地区的汉代城址情况(《北京文博文丛2016》),田小红等介绍了在新疆奇台县对石城子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收获,指出其城址完整、房址保存较好,应为研究两汉时期管理西域的重要实证(《中国文物报》10月21日)。此外,邝桂荣对南越国都城番禺城、陈泓钧对广州秦汉考古中出土的番禺铭文进行了研究(《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陈泽泓认为汉灭南越之后,虽然岭南政治中心西移,但番禺仍在持续发展,郑君雷对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李珍继续开展了对广西秦城的探索(《广西博物馆文集》11辑)。

关于匈奴遗存,潘玲认为两汉时期匈奴遗存中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比重较大,且其中与匈奴自身传统结合并成为匈奴特有文化传统的,大多源自战国晚期至汉初的中原文化因素,而与其年代相当的汉文化因素,如汉式器物或装饰艺术的普及与深入程度较低。林俊雄对蒙古地区所见匈奴王室贵族墓地的位置、形制、陪葬等方面的共性进行归纳,认为这些墓葬当是受到汉族贵族墓葬的影响。

3长城与边城

关于朝鲜半岛相当于秦汉时期的遗存,辛勇旻、金廷律对韩国辰弁韩地区棺椁墓进行研究,认为其受到汉文化及棺椁制度的影响,反映出社会身份等级秩序,而当时半岛西北汉乐浪郡的设置对汉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权钟皓介绍了韩国三国时代中小型古坟群的新例,初步研究其多样构造及筑造手法。郑义道、沈宗薰对韩国高丽时代土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资料进行梳理,并推定在忠州发现的一处平地土城为当时地方治所,与其背后的大林山城即关防城一起构成“母子式城郭”体系。

张文平在长城调查的基础上重新对居延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居延都尉府的治所当为K688城西南的K749城,并赞同李并成居延县为绿城的观点。王璞对疏勒河流域甘肃境内古烽燧进行了分析,李硕确定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位置,魏坚、任冠认为楼兰LE古城的下层为西汉晚期,上层的年代可能已进入西晋。

关于秦汉考古其他方面的研究,张在明介绍了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工作,通过对秦直道遗址及其上下山盘山道的首次大面积发掘,多处地层关系和纪年遗物支持了秦直道中段向陕北的走向,为秦直道附属设施的研究及日后科学保护工作打下基础。王健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汉初楚王国始属县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进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睿对浙江西周至汉晋时期的龙窑进行研究,探讨其形制与发展,并指出两晋时期很可能已解决龙窑分段烧成的问题。胡继根从造型、种类、纹饰、技法、釉色、制作、质地等方面对浙江汉代陶瓷工艺进行考古学研究。耿建军通过对徐州汉代采石场的实地考察,对汉代徐州地区的石料开采及加工技术进行探讨。杨爱国将西汉犯罪诸侯王作为一个群体,对其丧葬礼仪进行探讨,认为这些诸侯王们虽遭惩处,但依然享受优待的葬礼,这对汉代以孝治天下以及刘姓江山的巩固都有一定积极意义。武利华按照建筑特点,将徐州汉代祠堂分为四类,对其进行了3D建模复原,还原了汉代徐州不同形制的画像石祠堂建筑的真实情景。故宫博物院王睿对史载的“八主”祭祀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其确立了人在宇宙论神学体系中的中心位置,并成为西汉末年以来延续两千年的郊祀制的源头。

4聚落遗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考察了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龟山汉墓、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等遗址及博物馆,深切领略到徐州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景观,感受到徐州地区汉代考古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加深了对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的认识。

韩维龙在河南鲁山杨南遗址报告中系统报道遗址发掘的房屋、水井、灰坑等汉代遗存,该处还发现判断为烧制板瓦、筒瓦和井圈并兼烧陶罐、陶盆的西汉末年到东汉初的陶窑作坊。刘尊志分析了秦汉时期一般庭院的内容和房屋布局(《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赵德云提出汉代基层聚落研究应包括的相关内容(《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海旺对河南发现的汉代聚落遗址进行梳理后认为,以县城为中心,聚落分布较密集,聚落规模、等级有明显差异,指出一户一井是汉代聚落的最明显特征,认为中原地区汉代聚落可代表汉代聚落的最高水平

此次研讨会主题突出,论文和发言内容丰富、学术水平较高,会场内外讨论热烈、交流广泛、学术气氛浓厚,完全达到了交流信息、研讨学术、促进发展的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会议,老中青学者聚集一堂、畅所欲言,反映出汉代考古队伍蓬勃发展之势,可以说是以汉代墓葬考古为主、包括其他方面在内的汉代考古新成果和新进展的一次大检阅、大展示和大交流。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学者们在交流研讨中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这必将有力地推动汉代考古、历史、文化在更广阔视域、更多元视角和更深层次上的发展。(韩 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

5矿

耿建军分析了徐州汉代采石遗址后指出,该遗址主要开凿两种石料,即小长山开采石板和云龙山开采塞石(《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6窑址

王睿在整理了浙江东周至汉晋时期龙窑的资料后指出,从春秋战国、汉代、三国至两晋,龙窑倾斜度虽然不断变化,但总体符合窑头倾斜度大而窑尾倾斜度小的规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许卫红等报道了咸阳张闫遗址发掘的5座东汉陶窑,李继鹏报道了在孟津发现的窑址,判断其出土物与朱仓东汉陵园遗址出土建筑构件可对应,分析其当为东汉帝陵及陵园建材产地(《中国文物报》1月29日)。

陵墓

1帝陵

段清波探讨了秦汉帝陵外藏系统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关系,张文江、关欣认为,之前判断为秦始皇祖母夏太后的神禾原大墓墓主应是汉代恭哀许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杨武站认为西汉皇后在帝陵中的埋葬位置虽有制度,但与其去世时的身份有直接关系,胡小玉认为汉阳陵的墓葬系统具有内在的系统性构建,朱晨露认为傅皇后墓园应当是哀帝为董贤预做的“寿墓”(《考古与文物》2期),梁安和认为西汉帝陵不存在宗庙祭祀排序中的昭穆制度(《秦汉研究》10期),丁岩认为西汉帝陵的位置选择与血统有一定关联(《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刘卫鹏认为汉武帝茂陵的位置正处于关中通往西北两条大道交叉之处,与设置在东南的粮仓和细柳营遥相对应,组成了长安城西北的重要屏障(《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徐卫民对秦汉帝陵制度与社会问题、闫华军对帝陵陵邑问题、胡小玉对汉阳陵墓主系统的象征性问题进行了研究(《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王子今注意到了汉阳陵外藏坑出土食物中的海产品问题(《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陈静、罗瑾鑫分别对汉代和两汉帝陵的演变做了新探索(《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2诸侯王陵

墓主问题是诸侯王陵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李银德在梳理徐州汉代诸侯王陵、列侯墓葬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后指出,徐州早期4处楚王墓的墓主问题的解决或已不远(《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邱永生、刘照建认为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为楚元王刘交(《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宗时珍认为驮篮山汉墓和东洞山汉墓墓主分别为有谋反行为的楚王刘戌和刘延寿夫妇,余国江认为仪征团山汉墓墓主为诸侯王妻妾,庙山汉墓墓主为吴王刘濞之妻而非刘濞(《秦汉研究》10期),赵晓华认为风盘岭汉墓墓主以长沙戴王王后的可能性最大,指出吴氏长沙国王陵主要围绕岳麓山分布,刘氏长沙国王主要围绕谷山分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8期),吕健从出土封泥复原着手,判断巨野红土山汉墓的墓主当为山阳哀王刘定。

田二卫认为徐州汉代诸侯王墓因山为陵的崖洞墓是当地在群山环绕情况下的独立起源,梁勇对汉楚王墓群的墓主提出了诸如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为楚元王刘交的一系列新意见,缪华、梁勇从北洞山楚王墓的位置出发对秦梁洪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周金波对西汉楚王墓建筑的力学问题进行研究,杨爱国指出西汉时期一些诸侯王虽因谋反等罪而受到惩处,但包括犯罪诸侯王死后的葬礼依然不可比拟,并认为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的墓主当为刘胡(《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靳宝对北京大葆台汉墓的墓葬结构进行了全新复原,王磊探讨了徐州北洞山崖洞墓建筑结构及象征意义,黄明乐将西汉南越王墓与长沙王墓进行了比较分析(《西汉南越国史研究论集。

海昏侯刘贺墓是年度列侯墓葬研究的核心墓葬,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及时公布了海昏侯墓的考古资料(《中国文物报》3月4日、11日,《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考古》7期),以此为基础,信立翔指出该墓为西汉列侯墓葬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典型标本,白云翔从西汉诸侯王及列侯墓葬研究的视野出发指出该墓陪葬的车马为墓主昌邑王时所用,编磬的发现也显示出墓葬超出列侯墓规格,刘瑞认为简报判断为“寝”的遗迹应为祠堂,而睡虎地M77所出《葬律》当为西汉早期产物,张仲立、刘慧中认为该墓具有明显的逾制特征,韩国河探讨了海昏侯刘贺墓的选址、封土、形制、棺椁等方面的相关制度(《光明日报》2月3日)。王刚认为海昏侯墓出土“大刘印记”中的“大”主要与年辈相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恩田认为海昏侯墓园内9座带墓道的墓中,前排5墓是海昏侯刘贺及夫人和刘贺之子充国及其弟奉世之墓,后排4座为元帝复封的海昏侯代宗及其子孙之墓(《中国文物报》9月27日),刘瑞对墓葬出土马蹄金上的上中下含义进行了分析(《中国文物报》2月26日),张传官指出海昏侯墓出土木楬中“绢执”的绢应指颜色(《中国文物报》7月8日)。

刘瑞在梳理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考古发掘历程和相关资料后指出墓主与张骞无关(《两个世界的徘徊》)。姜生认为马王堆一号墓四重棺分别代表冥界、昆仑、九天和大道,它们与内棺上的T形帛画一起表达着死后转变成仙“与道为一”的整个过程,李小旋关注了马王堆和金雀山墓葬出土帛画在内容、意义和功能等方面差异和由之而体现墓葬观、死后观的变化。刘尊志认为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是一处与楚国相关的列侯墓地。

3其他墓葬

多部大型专题墓葬报告的出版,使得一般墓葬在2016年度公布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出现历年少见的景象。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合浦发掘的15座西汉晚期墓、47座东汉墓的全部资料,其发现的西汉晚期卷棚顶陶仓甚为重要,作者将汉墓与三国墓、晋墓一起公布的形式,将该区域墓葬发展的情况清晰展现出来(《2009—2013年合浦汉晋墓发掘报告》)。河南省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新郑坡赵M1相关资料,判断该墓墓主为东汉晚期两千石,清理过程中发现的多次开启行为和毁墓行为不多见(《新郑坡赵一号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益阳发掘的9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中期的墓葬资料,并进行出土随葬品组合的类型学研究,虽发掘者已指出这批墓葬的墓主均为平民,但据之建立的区域墓葬和器物发展的演变认识,对更大范围秦汉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益阳罗家嘴楚汉墓葬》)。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了双龙机床厂清理的863座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墓葬资料,根据十二类陶器进行了墓葬分组,将墓葬分为七期十三段,构建起精细的区域墓葬及相关器物的考古学编年(《双龙机床厂墓群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了浙江省历年发掘的770座汉墓资料,对墓地类型、朝向、墓葬形制、结构、葬具、葬俗等进行了分类总结,在将相关墓葬分为6期12个段后,分区域进行了文化因素的研究,构建起了全新的浙江地区汉墓区域发展编年。

不过虽然如此,杂志、集刊依然是一般墓葬报道的主体。陕西蒲城清理秦或汉初墓葬3座(《考古与文物》5期),广西合浦清理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的多墓土墩各1个,湖南中方发掘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墓葬11座(《湖南考古集刊》12辑),新疆哈密巴里坤发掘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1座,陕西西安阎良栎阳城遗址发掘31座汉代墓葬,咸阳崔家村发掘2座西汉中晚期墓,判断与平陵邑有关,河南郑州发掘西汉晚期墓葬1座,宜阳马窑村发掘汉墓1座(《洛阳考古》12期),江苏镇江龙泉村发掘西汉中期家族墓葬10座,应为一处家族墓地,安徽肥东小黄村发掘西汉晚期墓葬1座,山东济南魏家庄发掘汉墓95座,辽宁盖州光荣村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1座(《博物馆研究》4期),江苏扬州清理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23座(《中国文物报》6月3日),湖北荆州清理西汉中晚期墓葬3座,湖北荆州发掘西汉晚期墓10座、东汉早期墓3座。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清理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的墓葬6座,辽宁营口发掘两汉之交墓葬4座,甘肃环县清理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2座(《考古与文物》2期),河南登封发掘东汉早期墓葬1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湖北郧县清理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新莽至东汉早中期墓1座,山西太原发掘东汉中晚期墓1座,河南孟津发掘7座东汉晚期墓,孟津卅里铺发掘2座大型东汉晚期墓,发掘者判断其与大汉冢帝陵陵园无关,为晚期迁到该地的墓葬,河南淅川发掘东汉中期或略晚墓葬21座,河南洛阳瞿家屯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1座,河南淅川马岭发掘33座从新莽至东汉晚期墓,广东徐闻凸仔岭发掘1座东汉后期墓,辽宁鞍山调军台发掘东汉晚期墓葬13座,湖南郴州清理东汉晚期墓1座,陕西西安发掘东汉中期、东汉末年墓葬各1座,江西南昌清理东汉晚期墓葬1座,甘肃临泽清理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墓葬5座(《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四川乐山发现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大型崖墓1座,北京大兴三合庄清理东汉墓9座(《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江苏淮安清理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时期位于同一土墩下的墓葬97座,湖南长沙清理东汉墓葬2座,北京丰台石榴庄清理汉墓2座(《北京文博文丛》2期),重庆巫山清理东汉墓10座,新疆和硕清理东汉墓4座,西安临潼北庄发掘7座东汉墓葬。

基于多年积累的大量汉墓资料,综合研究不断深化。宋蓉在将关东分为东西部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标准进行分区,据不同类型墓葬文化因素构成和墓葬规模变化,探讨了政治因素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揭示出各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格局和郡国分治问题(《汉代郡国分治的考古学观察——以关东地区汉代墓葬为中心》)。蒋璐在将北方地区汉墓分为六期后,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等的差异,归纳了相关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并对北方地区汉代居民构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北方地区汉墓的考古学研究》)。

索德浩认为成都老官山M1的墓主为关东豪族景氏。刘翔宇、谢涛认为成都老官山M3和绵阳双包山M2的墓主为汉代的楚地移民,陈立柱认为巢湖放王岗M1的墓主为文献中的荆州刺史柯(《巢湖学院学报》4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公布的中方竹子园战国至西汉墓葬虽仅11座,但发掘者指出其仅是大墓区中最晚的一个小墓区,通过其与整个墓区的对比,可见沅水上游地区战国晚期到汉代早期的墓葬演变(《湖南考古辑刊》12辑)。张翔宇指出河南淇县大马庄汉墓具有明显的豫北地区汉墓特征(《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吕健、林益华以徐州万达M6为中心考察了汉代权厝与祔葬的关系;林俊雄认为前斯基泰—匈奴墓葬其与当时帝陵的相似性要远远多于其与以前游牧贵族墓葬的相似性;刘兴林在梳理资料后对汉代墓葬封土的情况进行了总结,认为在西汉晚期封土墓得到大的发展(《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自确定秦汉时期仍存在土墩墓后,相关的研究陆续展开。胡兵对江苏淮安王庄墓地的分析揭示了土墩墓的区域分布及相关问题,王婷以湖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例分析了土墩墓内墓主的关系,秦宗林、束家平指出扬州地区已发掘汉代土墩墓的墓室均为近正南北或正东西方向。张翔宇、朱连华根据西安北郊地区秦汉墓方向的差异和变化,认为西安北郊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应有大量关东移民存在;刘振东分析了汉代墓葬中的棺种类和变化;雷安迪在分析了越南发现汉代船棺葬后认为,该地船棺葬的习俗可能源自南中国和越南北部,而越溪M2大致在公元前250~前150年(《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刘尊志分析了东汉之前对西汉墓葬的破坏问题[《南开学报》5期]。吴桂兵分析了汉晋时期中心和边远地区的多人合葬传统,单月英分析了东汉魏晋时期降汉匈奴人墓葬的分布、特征与葬俗的变化(《两个世界的徘徊》)。

4壁画墓与壁画墓研究

陕西靖边杨桥畔渠树壕发掘的东汉壁画墓中首次见到了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俱全的天文图,为二十八宿尤其是中外星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15》),李龙斌等介绍了辽宁辽阳发现的东汉壁画墓,判断其可能是公孙氏墓葬,内蒙古鄂尔多斯发现东汉壁画墓(《中国文物报》9月13日)。黄佩贤对汉代墓室画像研究进行了综述(《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李林开展了辽东地区汉魏壁画墓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中国汉画研究》5卷),张媛媛认为望都一号汉墓的壁画布局反映了汉代郡国行政架构,昭示出墓主的显赫地位,展现了墓主勤勉工作和人们对他的爱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期)。

5画像石墓与画像石墓研究

四川广汉清理的2座东汉“永元八年”墓及1座东汉墓中均出土无论数量还是品类都甚为罕见的画像砖,山东邹城新发现“汉安元年”文通祠堂长篇题记(《中国汉画研究》5卷),山西中阳发现1座彩绘汉画像石墓,河南宝丰清理2座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

从研究方法上,刘道广提出,在汉画像石的研究中无须强纳现代西方美术史的纪念碑性分析,也不必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背景资料改换为“图像学”的“图像志”,研究应从数据实验开始,不能以概念交换来代替学术研究[《东南大学学报》5期]。王煜系统梳理了汉代的牛郎织女图像,认为将牵牛、织女刻画在墓顶或棺顶表现天阙、天门,希望墓主能像牵牛、织女一样或得到主事者牵牛、织女的帮助,顺利过天关、越天梁、渡天河,进入天阙、天门而升天成仙,姜生认为汉墓画像用图像化语言保存了阴阳合气、龙虎交媾结精成丹信仰和仪轨,是东汉《老子想尔注》以墓室为“炼形之宫”进行死后“太阴炼形”结精不死、《周易参同契》论龙虎交媾之术以求尸解成仙的信仰的根据,因此判断《参同契》原本和丹田学说在东汉形成有时代信仰的根据。

仲雨、闫勇从结构和画像分析出发,认为胶东石椁墓是从鲁中南发展而来(《文物春秋》5、6期),索德浩、谢林从汉代石阙上画像的配置出发,认为存在川东和川西两种类型(《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赵元考证了吕梁左表墓的汉画像石题铭[《浙江师范大学学报》3期],杨爱国梳理了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的认识和传播过程(《社会科学战线》9期),陈文利从类型、雕刻手法、地域特点等方面开展了许昌画像石铺首衔环的图像研究,朱浒梳理汉代大象图像后提出,象题材画像石同骆驼题材伴生较多,也有与人物的复杂组合,并逐渐形成“胡人—象”模式,其在传递祥瑞观念的同时表现了汉人对其佛教的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6期),杨孝鸿认为画像石中的泗水捞鼎体现了汉代祠堂画像借用公众舆论的手段以获得丧家最大利益并博取声誉为仕途奠定基础的功用,同时表达了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期],杨赫、杨孝军提出树的画像所反映的是汉代的民间宗教信仰,表示死者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且在仙界重种生命树,可以长生,王志刚、臧之筠认为树纹是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表现语言,郑红莉整理了各地发现的荆轲刺秦的图像,指出该图像既见于宗祠庙堂、阁楼门阙,又见于幽冥石室,其既反映了儒家崇尚的忠义孝勇社会思想,也是汉代社会盛行血族复仇行为的折射(《考古与文物》3期),认为白家山“交战图”描述的是汉平南匈奴的战争场面,是对汉北方边郡汉匈关系即胡汉战争的写照,曾磊认为过去称为酿酒的画像砖体现的实是酒肆,画像砖中的“羊”“酒”组合与汉代文献中多见的“羊酒”有关,酒肆前的平台乃用于沥酒的设备。

边疆地区

1东北地区

王天姿、吴博分析了辽东半岛汉墓的分布特征和汉文化传播路线,王禹浪、王俊铮从辽东半岛汉墓类型分析出发研究了汉文化在半岛乃至东北亚的传播等相关问题(《大连大学学报》4期)。

2西北地区

王子今指出西汉上郡武库位置险要应与上郡地处北边防线居中位置有关,其虽距前沿有一定距离,但可通过秦直道完成作用的实现(《秦汉研究》10期)。潘玲就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应该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再次回复而非凿空(《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夏凡以丝绸之路的宗教艺术为视野,对新疆有品乐器的渊源、发展及其与宗教艺术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世界宗教文化》3期)。

3西南地区

吴小平、李冀源认为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应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句町贵族墓地。杨勇对云贵高原西南夷文化中的铜釜做了系统整理,对不同类型铜釜的流行时间做出总结,并据此对人群流动、文化传播等问题提出了新意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何志国认为见于《后汉书》和张衡《西京赋》等记载的东汉外来杂技幻术,可能由游方僧人从印度经蜀身毒道而非西域道传入,同时还带来中国最早的佛像,杂技幻术从西南地区先后传入中原和江南,成为南北朝佛教活动的重要内容。肖明华、排禄仙整理了西南地区汉代及其前后出土的海贝资料,结合民族志调查资料,认为西南地区出土的海贝应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而来自印度一带(《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苏奎指出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的汉代雕花铜板饰应为新莽时期的龙首方形铜器——锉,是汉文化在当地传播的又一例证(《中华文化论坛》1期)。

专题

1文字

秦汉简牍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肩水金关汉简、《居延汉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在《出土文献研究》、《出土文献》、《简帛研究》、《简帛》、《简牍学研究》等辑刊中,既刊布了新资料,更刊发了大量研究成果。

晏昌贵根据对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的重新照相时发现“北方”而确定的地图上南下北方位,对地图内容进行了重新复原、释读,并提出了其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认为其主要表示东柯河、永川河及永宁河上游的花庙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千米、南北约50千米,计2000平方千米,该地图绘制早于墓葬下葬,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为墓主生前使用地图,各图反映地域的大小或系墓主生前职掌地域范围变化之故,郑威依据新公布简文论证认为新武陵当为洞庭郡治。陈松长释读了岳麓秦简中出现的几个令名,李国强确定了先农的田祖原型及其与其他农业神的整合过程,区分了先秦时代十月腊祭和十二月蜡祭的功能特征,指出周家台祠先农简中的禾、黍均源于北方粟作农业,与楚地稻作农业无关,楚地先农祭是秦人强权文化一统天下和秦人国家宗教征服楚地信仰的见证(《中国文化研究》2期),史达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应附于《廿七年质日》末尾,为一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而“爽”可能是曾任江陵县丞的《质日》拥有者的下属[《湖南大学学报》4期],沈刚认为秦简中的吏仆与吏养分指驾车和炊事人员,其来自徒隶而偶有戍卒,有特殊技能工匠不能任吏仆。李洪财认为岳麓秦简中的从人是一种“级别较高”的特殊犯人,可能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主张合纵反秦的人,并对秦的从人管理进行了考察,周海锋从新出秦简中的礼俗分析出发,认为秦代对礼俗的重视反映其治国是礼、法并行而非唯法是从(《中国文化研究》2期),杨艳辉、张显成提出简帛文献整理应组建文史兼备的专家库以减少释读欠妥的现象,并制定文字隶定和释读标注的体例,以防释文标注不严,并应辨明文献文句的层次,厘清句间逻辑,以防释文标点不当[《南通大学学报》4期]。

杨军、王楚宁、徐长青报道了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的相关内容,张存良、巨虹介绍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的相关内容。张瑛从河西汉简中择取“律”性质较明确或自称“律”条文25条,参考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对其内容、属性判断后确定共涉及《汉律》12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黄艳萍探讨了《肩水金关汉简》中所见“燧”的命名原则,焦天然提出作为新莽简判定标准的“”“二十”“三十”“十”等数字的使用始于始建国初年,终于地皇四年新朝结束,“桼”与“斛”不能单独作为新莽时期的断代标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张丽萍、张显成从语义、语音上判断西北汉简中的“慈其”为文献中的“席萁”,为今天所说芨芨草,李婧嵘认为《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书写半数以上简文,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湖南大学学报,秦进才、李艳舒指出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的最早证据,其“城阳十一年”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杨安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八风图”进行重新复原和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范常喜指出马王堆汉墓遣册原释的“白羮”当为“甘羹”,是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

碑刻

常德生对河南驻马店发现的永初七年“请雨铭”石刻进行了录文考订,么乃亮、赵楠介绍了东汉魏郡残碑立于东汉延熹至建安之间,可能为冀州土人所立,陈世庆释读出《开母阙铭》中“洪”字,景宏波认为芮城博物馆收藏的“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当为西汉所刻。胡广悦、孙坤对汉代碑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任小行介绍了山东金乡出土的禳盗刻石(《中国文物报》11月15日)。

砖铭、瓦当

刘云华介绍了山东威海不夜村遗址出土东周至汉代瓦当,陈鸿钧梳理了广东出土的东汉铭文砖,闫璘介绍了青海平安县石家营买墓地出土的汉砖。王森从造型艺术的角度出发,从造型样式、艺术特征及审美源流等方面对汉代凤鸟纹瓦当的造型艺术语言进行了分析。

器铭

王文静以1990~2010年出土或首次公布的战国有铭秦兵器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战国秦兵器的类型与监造体系和秦文字特征[《长江大学学报》8期]。韩建武考释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6件有铭铜器、银器,指出高陵君鼎为第一件秦国纪年铜容器(《西部考古》12期)。张天恩在主编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中,第一次全面收集了收藏于陕西各地文博单位的秦汉铜器,不少青铜器器形铭文为首次刊布(《陕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刘瑞梳理了学者对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和用途的研究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钱彦惠从大云山汉墓出土器铭出发,认为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在府库自造器的同时出现郡国工官;西汉晚期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潘天波考释了长沙望城庙坡山汉墓出土漆器上的相关文字(《中国书法》22期)。李零在介绍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干支仪的用法后,梳理了秦汉干支筹等类器物的出土和使用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宝才介绍了法国发现的与伯希和有关的1件鸟篆文铜壶,指出其当为西汉中期铸造,曹锦炎、李则斌释读了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的越国鸟虫书錞于文字。

印章、封泥

曹发展、闫华军指出原释为“东织寝官”的汉阳陵出土印章当读为“东织染官”。刘乐贤认为秦封泥中的“奴盧”当读为“若盧”,王辉释读了秦封泥中与府有关的10枚封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王伟指出从高频字特殊写法和印面布局上可以进行秦印章封泥的断代,认为鱼纽是南越国官印特色,是秦印在岭南的发展,属秦印分支(《考古与文物》2期),谷丽芬、王爽从“临屯太守章”封泥出发,判断邰集屯小荒地方城可能为汉辽西郡郡治,杨勇对云贵高原的汉代印章做了集中梳理,指出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埋葬在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此前云贵高原土著族群可能不使用印章,印章在当地的出现是汉朝册封制与郡县制及内地人口迁入和中原文化传播的结果,朱晨、吴红松对两枚秦封泥私印文字进行了考释。

陶文

兰德省等人对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新出的陶文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部分新征调来的地方民营或市亭制陶作坊的陶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顾翔从秦陶文出发探讨了秦文字的隶变和秦统一后的书同文问题。

2器物

赵德云在将西周至汉晋之间的十三类珠饰进行系统收集后,对它们的来源和传播、形态和功能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通过外来珠饰的传播探讨了欧亚大陆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徐蕊对汉代服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分别对男性、女性服饰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在考察了汉代服饰与礼制的关系后,对汉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做出研究,并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内与罗马附近开展对比(《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

卢兆荫讨论了汉代玉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问题,徐琳指出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对用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尚如春、滕铭予分析了汉墓中出土玉石猪的类型和分期,探讨了其多样化的功能和分布情况,韩茗在对汉代牙形玉器做出类型学分析后,探讨了其风格演变和地域性特征,洪石系统梳理了汉代镶嵌宝石漆器的发现情况后,分析了宝石镶嵌的工艺和特征;张闻捷分析了南越王墓的用鼎制度,认为文帝在礼器使用上存在以九为节的原则,而墓志布局则似有前朝后寝的格局;朱笛系统收集汉代雁足铜灯的考古资料后认为,用雁足隐含着太阳崇拜的思想;苏奎探讨了不同类型汉代羽人乘兽熏炉的时代特征和生产流通情况;梁斌分析了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东汉永寿元年环首钢剑后指出,其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灌钢制品(《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石宁对西汉的仓、李曼丽对汉代的熏炉和熏香进行了分析(《汉阳陵与汉文化》3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系统整理了“12·29”案件追缴的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并制作漆器文字编(《西汉长沙王陵出土漆器辑录》)。

吴小平、蒋璐从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因素着手分析了长江中游汉墓出土瓷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岭南因素、江东因素、长江中游因素三类瓷器的分布和传播,刘章泽指出四川什邡出土的骰子是印度传入的骰子与中国原有的六博投琼和樗蒲“五木”结合的产物,杨爱国将汉墓中发现的屏风分为三类,指出其明器和生器的差异,指出不同位置的屏风代表了不同的含义,王煜等从雅安卢山汉墓出土的摇钱树座的图像判断其当为昆仑山的表现,与其上钱树构成了昆仑——建木的登天组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5期),路懿菡、郭梅认为定州三盘山汉墓出土错金银青铜伞挺纹饰既表达出汉人对死后灵魂升入仙境的渴望,也展现出汉人心目中对仙境的想象和向往。

王意乐、徐长青、杨军介绍了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徐龙国指出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砝码是日常用具,可以用来称量黄金、贵重药材、进口香料、金银器及部分珍贵铜器等器物(《中国文物报》11月4日),戴自强、李君从刘贺墓出土钱币出发,认为西汉的马蹄金、麟趾金有不同的制作和用途与性质,闫璘报道了青海海晏县西海郡故城发现的新莽钱范,邵凤芝、李文龙报道了河北大学博物馆所藏的秦两诏铜权,高成林以海昏侯墓出土早期器物为契机,系统梳理了汉墓中出土的“古董”和相关含义,韦正探讨了海昏侯墓出土马饰(《江西省博物馆集刊》7期)。李云河从汉阳陵陵邑汉墓出土陶器的观察出发,指出汉代陶器纹饰制造中使用了滚筒滚压纹饰(《古代文明研究通讯》)。张世轩对战国至汉代漆木虎子的器形、制作工艺、用途及命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郭强认为新乡吕村、大官庄东汉墓中陶俑当为胡僧(《西部考古》12期)。刘超在对汉代女兵俑分析后讨论了汉代女子兵战的问题(《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潘攀认为汉代的有角神兽是汉文化信仰中常见的造神方式的产物,其“角”的神异性背后有着复杂的意图(《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6》)。

徐勇捷分析了战国半两钱的类型后对相关类型钱币的生产进行了探讨,赵路花对战国半两钱的钱文演变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半两钱钱文经历了从篆书之风到隶书之意,松散之姿到规整之态的转变。陈伟武指出秦简《金布律》“择行钱、布”之“择”当读为“释”,训为“舍弃”,《金布律》和《钱律》的类似律文是对市场流通货币的规范管理,禁止使用盗铸钱和伪劣布币及黄金。《金布律》无惩处盗铸钱犯罪律文[《中山大学学报》2期]。张虎安认为汉武帝白金三品应是借鉴当时大夏以银为钱币制形状的产物,认为目前所见“希腊文铅饼”等是内需用品的废弃品或防治品(《秦汉研究》10期),孔茜报道了扬州市考古所发掘的外文铅饼(《扬州日报》11月8日),姜宝莲、赵强梳理国内出土的类似铅饼后指出,其当为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龙纹币形状圆形鼓面,象征天,为当时“盖天说”的模仿,“少”字代表了铸币最高的管理机构少府,而龙纹币上铸造的一圈符号乃是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中国文物报》12月13日),胡永祥、沈军民介绍了宁夏固原出土一枚汉代五铢压胜钱。

3丝绸之路

王巍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在全国建立驰道、郡县,为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奠定了基础,而张骞通西域,并非丝绸之路的开始,而是开启了古代东方与西方交流的新时代。即由零星的、断续的、小规模的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的、持续的、官民结合的交流,对于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版》1月12日)。吴春明在梳理“丝绸之路”的概念的来源和形成过程后指出,其在提出之初有着必然的时代局限性,而早年考古资料的缺环和跨时空比较研究的不足及传统史学思维的惯性等都制约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入探索,指出要重视域外世界自史前以来即已相继传入并深刻影响古代中国的诸经济、技术、思想、文化因素及从古代海外“诸蕃”登陆融合到近代西方传教士的活动等外来文化传播的研究,杨巨平指出丝绸之路和希腊化文明二者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得到国内外学界应有的重视,没有把丝绸之路的开通、发展与希腊化世界的建立联系起来,没有把丝路重镇、丝路钱币与丝路宗教艺术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联系起来,没有意识到中希两大文明的接触早在公元前后就已经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实现[《北京师范大学学报》6期],杨静以在中国出土的外来玻璃以及受到西方玻璃工艺制作影响的玻璃制品为出发点,阐述了中西方的文化交流状况。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责编:韩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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